附錄 二 “文化 大革命”紀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fā)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知》。5月31日,中共高陵縣委作出《關于堅決擁護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決定》,6月21日,又發(fā)出《關于組織工農兵群眾和干部學習“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的緊急通知》。為貫徹“5.16”通知,縣委采取三項措施:一是安排黨校培訓200名干部,作為宣傳骨干。要求各公社、各系統(tǒng)、各單位,采取廣播、墻報、批判會等多種形式,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二是,縣上成立高陵縣文化革命辦公室,各公社、機關、學校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三是組成工作組,進駐高陵中學、高陵師范和文化系統(tǒng)的縣劇團、廣播站、文化館、電影站、新華書店等單位,組織開展“文化大革命”。高陵中學、高陵師范等校首先貼出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學校領導人和一些教師。79個大隊的157名干部、社員被點名批判;機關、企事業(yè)單位的278名干部、職工遭受打擊。高陵中學校長及部分教師被誣為“修正主義分子”、“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一批傳統(tǒng)劇目被視為“封、資、修毒草”而禁演,舊戲裝被焚毀。

是年7月,縣委抽調干部12名、農村積極分子110余名,組成“文化革命”工作隊,在崇皇中學舉辦除高陵中學、高陵師范外的中、小學教師集訓會。一些中、小學校長被指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或黑幫分子;一些學有專長、教學有方的教師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些有歷史問題、錯誤言行或出身地、富家庭的教師,被視為牛、鬼、蛇、神,進行大、小會批斗。站板凳、戴高帽、抹黑臉、掛黑牌、拳打腳踢。全縣中小學教職工1089人,其中550人遭到批斗,325人長期被審查,121人被清出教師隊伍。集訓會歷經(jīng)78天。

是年8月5日,毛澤東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布。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發(fā)表。高陵中學更名為東方紅中學,學生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簡稱東籌)和“革命造反臨時指揮部”(簡稱東臨),高陵師范學生成立“‘12.9’造反兵團”(簡稱12.9),沖出學校,上街游行,張貼大字報。在林彪發(fā)揚“敢闖、敢干、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和“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講話的煽動下,本縣紅衛(wèi)兵也聞風而動,率先“造反”,推波助瀾。一時間,古書畫、古器物被焚毀,縣城的古雕石牌樓及單位門前的石獅子等石雕被毀。傳統(tǒng)婚喪嫁娶的衣著、發(fā)型等習俗和宗教活動被取締。全縣機關和農村社隊大多換上了“東方紅”、“紅衛(wèi)”、“紅旗”、“東風”、“紅慶”、“戰(zhàn)斗”、“旭東”等表示“革命”的名稱。一些所謂帶有“封、資、修”名字的人,也改為“革命”的名字?！度嗣袢請蟆贰断蛭覀兊募t衛(wèi)兵致敬》的社論發(fā)表后,全縣城鄉(xiāng)約2000余名紅衛(wèi)兵,掀起查抄“地、富、反、壞、右、宗教人員及所謂“走資派”、“四不清干部”家庭的金銀珠寶和所謂變天帳的活動。翻箱倒柜,推墻拆屋,有的甚至掘地數(shù)尺。全縣共被查抄3200余戶,查抄物資折合人民幣約115.8萬元。9月,陜西省統(tǒng)一組織各縣師生代表去北京受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接著,很快在全縣形成紅衛(wèi)兵成群結伴出縣、出省、上北京的串聯(lián)活動。外地學生也不斷來縣串聯(lián)。由于飽受跋涉之苦,不少紅衛(wèi)兵病臥它鄉(xiāng)。本縣一名中學生死于去韶山串聯(lián)的途中。為接待人數(shù)眾多的各地來本縣和經(jīng)過本縣的紅衛(wèi)兵,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涇河、城關設立兩個接待站。至1966年底,支付接待費2.1萬元,糧食1.73萬公斤。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元旦社論宣稱:“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lián)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24日,縣委、縣人委機關“造反派”組織奪了中共高陵縣委、縣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各公社管委會也先后被“造反派”奪了權?？h社兩級領導人被揪斗游街示眾,各級黨政機關癱瘓,社會秩序大亂。“造反派”組織以不同觀點形成兩派,“你奪我也奪”,“你揪斗我也揪斗”,打、砸、搶、抄、抓甚囂塵上,愈演愈烈。他們利用各自手中的宣傳工具,大造輿論,互相攻擊,展開激烈爭斗。紅旗公社農中一學生貼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的大幅標語,縣公安局將其拘捕。高陵中學“東臨”與高陵師范“12.9兵團”認為大幅標語是革命口號,遂組織紅衛(wèi)兵80多人,在公安局門前靜坐、絕食,要求釋放該學生。公安局考慮到靜坐、絕食學生的身體等原因,遂將拘捕的學生釋放?？h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的“造反派”組織,借口公檢法執(zhí)行反動路線,奪了本單位的權。公、檢、法機關癱瘓。

3月,根據(jù)上級要求,縣人民武裝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開始實施“三支兩軍”工作。根據(jù)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要求,號召工廠、農村的造反隊員回廠、回鄉(xiāng)“就地鬧革命”;幫助一批造反組織按系統(tǒng)實行“大聯(lián)合”;對學校進行軍管,軍訓、“復課鬧革命”。要求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向“造反派”表態(tài)?！爸ё蟆辈筷牥凑丈霞壊渴?經(jīng)過一個多月反復協(xié)商,于4月8日成立了由軍隊代表、地方領導干部、造反組織代表組成的“高陵縣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生產指揮部”裴學生為總指揮,張繼先、趙玉琴為副總指揮,內設辦公室、農業(yè)生產組、工交財貿組、文教衛(wèi)生組、毛澤東思想宣傳組。

是年,在“造反派”奪取縣社兩級政權后,相同觀點的“造反”組織進行聯(lián)合,壯大力量,最后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派為“紅三總”(即高陵縣中小學紅色造反指揮部,高陵縣紅色農民造反指揮部,高陵縣機關紅色造反指揮部)。另一派為“三統(tǒng)一指”(即高陵縣中小學紅色造反統(tǒng)一指揮部,高陵縣紅色農民造反統(tǒng)一指揮部,高陵縣機關紅色造反統(tǒng)一指揮部)。兩大派“造反”組織均想盡快建立一個全縣性的領導機構,因遭到對立派的堅決反對武斗事件不斷發(fā)生,機關停工,工廠停產,商店停業(yè),學校停課……人心惶恐,縣無寧日。

1968年春,“紅三總”基本控制縣城,“三統(tǒng)一指”被擠出縣城。5月11日,“三統(tǒng)一指”去耀縣中隊搶得機槍2挺,沖鋒槍5枝,半自動步槍8枝,七九步槍3枝,子彈2000多發(fā)。25日,“三統(tǒng)一指”伙同涇陽、三原“同派”搶劫了“五0二”軍火庫。共搶劫長短槍367枝,機槍21挺,沖鋒槍30枝,炮3門以及大量子彈、手榴彈及軍用物資等。6月1日,“紅三總”搶劫了縣中隊半自動步槍12枝,“九四”式長槍2枝,“五0”式?jīng)_鋒槍6枝,捷克式機槍1挺,“八二”炮彈16發(fā),教練彈16發(fā),手榴彈20枚,“八二”炮底座2個,擦槍油1箱,槍栓2箱,子彈3000多發(fā)。7月23日,“紅三總”幾個頭頭內外勾結,搶劫縣銀行現(xiàn)金14.9萬元。先后發(fā)生多起武斗事件,其中較大的武斗有:4月18日中午,“三統(tǒng)一指”7名“造反派”到藥惠分銷店搶槍,4人被對立派打傷,送往縣城“紅三總”據(jù)點,其中1人被打死,兩派對立情緒增大。25日晚,“紅三總”向縣拖拉機站“三統(tǒng)一指”據(jù)點開槍開炮,打死1人,炸毀縣拖拉機站高煙筒一座等。6月12日,“三統(tǒng)一指”頭頭梁棟生、雷全勝等人帶領40多人,攻打崇皇供銷社、棉絨廠、糧站等單位,打死4人,打傷2人。16日晚,“紅三總”約1000人,包圍耿鎮(zhèn),雙方互相攻打,燒毀房屋、家具財產損失4000余元,打死群眾7人,打傷2人。在中共中央發(fā)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后,7月31日凌晨,“三統(tǒng)一指”武斗人員與三原、藍田等地1000多人,向聚居縣城的“紅三總”開炮,使縣城建筑物多處遭到破壞。6人在武斗中喪生。路經(jīng)本縣執(zhí)行任務的解放軍戰(zhàn)士張吉誠被打死。至是年8月,全縣共發(fā)生武斗28次,死亡39人,重傷7人,財產損失約50余萬元。之后,由西安調來“支左”的8157部隊向兩派反復宣傳《布告》精神,雙方仍拒不繳槍,相繼發(fā)生武力抗拒事件。中共中央“七·三一”布告發(fā)布后,經(jīng)10多次會議和反復做工作,兩派才繳出了武器彈藥,解散了武斗隊伍。

是年8月初,支左部隊召集兩派頭頭協(xié)商討論大聯(lián)合和成立高陵縣革命委員會事宜。協(xié)商中,兩派激烈爭奪席位,經(jīng)反復協(xié)商,商定了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9月7日,經(jīng)陜西省革命委員會批準,高陵縣革命委員會由45人組成。縣革委會主任由軍隊代表吳振沙擔任,配備副主任8名。主任、副主任中,軍代表3人,干部代表1人,兩派“群眾代表”5人。內設辦事組、政工組、生產組、政法組。隨后縣社各部門、各單位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命領導小組。

工地大批判

縣革委會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在全縣開展以“清理階級隊伍”為中心的“斗、批、改”運動。對“文化大革命”前揪出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揪出的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國民黨殘渣余孽”進行大清查?？h社兩級舉辦學習班1119期,清查對象4263人。清查中,采取“逼、供、信”的辦法,私設公堂,嚴刑拷打體罰。有的罰站,有的罰跪,有的罰曬,有的抹黑臉,有的吊在梁上,有的脖子上掛車轂,有的帶高帽敲鑼游街,有的罰勞役打掃街道……紅旗公社依被迫交代的材料,制造了一起“修正黨”案,300多名無辜群眾受到牽連;戰(zhàn)斗公社制造了“新國民黨”和“復仇聯(lián)軍”案,147名無辜群眾受到牽連;將具有光榮斗爭歷史的中共高陵地下黨組織誣蔑為“叛徒窩子”,不少地下黨員被扣上“叛徒”、“特務”、“反革命”、“特嫌”分子之類的帽子;89名領導干部被長期隔離審查……任意批斗。全縣共制造冤、錯、假案969件,牽連1418人,其中3起“集團案”牽連443人。紅旗公社火箭大隊原支部書記被誣為“修正黨”,將其吊在梁上,打耳光,給臉上吐痰,用100瓦燈泡在面部燒烤。城關小學1名教師被誣為“國民黨殘渣余孽”,迫害致死。高陵師范1名教師被誣為“修正黨”,關進監(jiān)獄達1年零9個月。清理階級隊伍混淆了敵我界限,使無辜干部群眾的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1970年,根據(jù)中共中央指示,在全縣開展“一打三反”(即打擊現(xiàn)行反革命、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運動,對“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發(fā)生的搶劫國家財物、搶劫槍枝彈藥及武斗中的殺人案件進行查處,處決了武斗中的殺人犯雷全勝、梁棟生、胡嘉讓和高民海等。對武斗中其它情節(jié)嚴重的18名主要案犯分別判處了徒刑。追回武斗期間搶劫的現(xiàn)金13萬多元、面粉3415公斤。對武斗期間拿摸、私分的財物,限期收回。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根據(jù)中央、省、地部署,在全縣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派出80多人的工作組,組織干部群眾學習中共中央有關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叛黨叛國的罪行。全縣共舉辦學習班1890多期,用黑板報、墻報、廣播等各種形式開展大批判,召開大批判會1200多次,使干部群眾受到深刻教育。還開展了“三批一清”(即批極“左”思潮,批無政府主義,批資產階級派性,清查“五一六”分子)工作,揭發(fā)少數(shù)人煽動武斗、煽動派性、搞分裂的活動。將一些派性嚴重的造反組織頭頭清理出各級革委會,其中縣上4人、公社42人、大隊174人。解放了縣團級干部9人,部、局級干部74人,一般干部168人。

1973年,中共中央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后在毛澤東主席的支持下,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根據(jù)毛澤東主席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jīng)濟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排除“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對交通、工業(yè)、農業(yè)、科技、軍事等各條戰(zhàn)線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轉機。縣革委會組織干部、群眾認真學習中央關于整頓的文件,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調整,在群眾中開展批判資產階級派性的活動,對一些繼續(xù)搞派性活動的人進行嚴肅批評。向農村派駐48個宣傳隊,進行整頓,使搞亂的農村生產秩序得到恢復。先后組織350多名縣、社、隊干部到大寨參觀學習,推進大寨縣建設步伐。

面對鄧小平的復出和對中國進行的全面整頓,“四人幫”一伙想方設法進行反對。1975年12月,以“教育革命大辯論”為起點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教育系統(tǒng)首先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捧交“白卷”的張鐵生為反潮流英雄,否定文化考核,批判“智育第一”,部分教師被當作“復辟派”,遭到點名批判?！八娜藥汀狈锤锩瘓F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開展“評法批儒”活動,大造輿論,影射、中傷周恩來總理,攻擊鄧小平。全縣各機關單位、農村社隊,下效上行,亦步亦趨,翻印“評法批儒”的小冊子2000多冊,舉辦學習班780多期,召開批判會300多場次。小冊子影射周恩來總理是“當代的大儒”,是右傾翻案風”的總后臺,叫嚷要揪“當代的大儒”,在干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之后,反擊“右傾翻案風”則變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四人幫”還拋出所謂“老革命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資派,走資派是反革命”的反動邏輯。全縣城鄉(xiāng)上掛下聯(lián),批判鄧小平和新中國成立前的老干部及所謂的“階級敵人”。同時還取締集貿市場,不許自由交易,名曰:“割資本主義尾巴”。在農村大批“包產包工”、“工分掛帥”等做法。在企業(yè)批判“獎金掛帥”、“計件工資”,使工農業(yè)生產都受到很大影響。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zhí)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全縣人民歡欣鼓舞,慶祝偉大勝利。縣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統(tǒng)一部署,開展“揭、批、查”運動,清算“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平反冤假錯案,撥亂反正。

地頭學《毛選》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出于篡黨奪權的目的,利用人們對毛澤東主席的熱愛,竭力鼓動對毛澤東主席的無限崇拜和迷信,在“大樹特樹毛澤東主席絕對權威”的幌子下,掀起了對毛澤東主席的“三忠于”、“獻忠心”的神化活動。“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手拿“小紅書”,胸佩毛澤東主席像章,口唱“語錄歌”的紅衛(wèi)兵“造反”運動驟然興起;“紅海洋”、語錄匾、“忠”字墻風靡全縣,不少家庭門上刷寫“忠”字和毛澤東頭像;家家戶戶置掛毛澤東主席塑像或畫像;各行各業(yè)普遍修建“請示臺”,開展“早請示,晚匯報”活動。班前班后,都要學“毛主席語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開展全民“斗私批修”活動。一有差錯就到毛澤東主席象前懺悔;城鄉(xiāng)遍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貫徹“毛主席指示”不過夜,即便是夜半發(fā)表“毛主席指示”,都要成群結隊,大張旗鼓地表示歡呼;把交售公糧呼之為“忠”字糧,把養(yǎng)豬呼之為養(yǎng)“忠”字豬,把買毛澤東主席畫像呼之為“請”毛澤東主席像……為掀起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高潮,給全縣每戶貧下中農贈送一套《毛澤東選集》;經(jīng)常召開“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講用會,兜售“一學即通,立竿見影”;《毛主席語錄》隨身帶,開會、辦事、睡覺前都學一兩條。為促進《毛主席語錄》的學習,在交通要道設卡,凡過往行人,都得背誦一兩條“語錄”,不能背誦或有差錯,就被滯留就地學習。不少人胸前、帽子、背包和自行車上,掛著毛澤東主席像章。在“誓死捍衛(wèi)毛澤東主席”的口號下,無端挑剔人們在言行上一時的疏忽和紕漏,無限上綱,不讓發(fā)表不同意見,否則被斥之為“立場”有問題,甚至被輪番批斗?？燎笱哉撘恢?行動一律,使干部群眾神經(jīng)繃得緊緊的,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林彪反革命集團粉碎后,“三忠于”活動才逐漸降溫,以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