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二 “文化 大革命”紀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知》。5月31日,中共高陵縣委作出《關于堅決擁護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決定》,6月21日,又發出《關于組織工農兵群眾和干部學習“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的緊急通知》。為貫徹“5.16”通知,縣委采取三項措施:一是安排黨校培訓200名干部,作為宣傳骨干。要求各公社、各系統、各單位,采取廣播、墻報、批判會等多種形式,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二是,縣上成立高陵縣文化革命辦公室,各公社、機關、學校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三是組成工作組,進駐高陵中學、高陵師范和文化系統的縣劇團、廣播站、文化館、電影站、新華書店等單位,組織開展“文化大革命”。高陵中學、高陵師范等校首先貼出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學校領導人和一些教師。79個大隊的157名干部、社員被點名批判;機關、企事業單位的278名干部、職工遭受打擊。高陵中學校長及部分教師被誣為“修正主義分子”、“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一批傳統劇目被視為“封、資、修毒草”而禁演,舊戲裝被焚毀。

是年7月,縣委抽調干部12名、農村積極分子110余名,組成“文化革命”工作隊,在崇皇中學舉辦除高陵中學、高陵師范外的中、小學教師集訓會。一些中、小學校長被指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或黑幫分子;一些學有專長、教學有方的教師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些有歷史問題、錯誤言行或出身地、富家庭的教師,被視為牛、鬼、蛇、神,進行大、小會批斗。站板凳、戴高帽、抹黑臉、掛黑牌、拳打腳踢。全縣中小學教職工1089人,其中550人遭到批斗,325人長期被審查,121人被清出教師隊伍。集訓會歷經78天。

是年8月5日,毛澤東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布。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發表。高陵中學更名為東方紅中學,學生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簡稱東籌)和“革命造反臨時指揮部”(簡稱東臨),高陵師范學生成立“‘12.9’造反兵團”(簡稱12.9),沖出學校,上街游行,張貼大字報。在林彪發揚“敢闖、敢干、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和“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講話的煽動下,本縣紅衛兵也聞風而動,率先“造反”,推波助瀾。一時間,古書畫、古器物被焚毀,縣城的古雕石牌樓及單位門前的石獅子等石雕被毀。傳統婚喪嫁娶的衣著、發型等習俗和宗教活動被取締。全縣機關和農村社隊大多換上了“東方紅”、“紅衛”、“紅旗”、“東風”、“紅慶”、“戰斗”、“旭東”等表示“革命”的名稱。一些所謂帶有“封、資、修”名字的人,也改為“革命”的名字。《人民日報》《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發表后,全縣城鄉約2000余名紅衛兵,掀起查抄“地、富、反、壞、右、宗教人員及所謂“走資派”、“四不清干部”家庭的金銀珠寶和所謂變天帳的活動。翻箱倒柜,推墻拆屋,有的甚至掘地數尺。全縣共被查抄3200余戶,查抄物資折合人民幣約115.8萬元。9月,陜西省統一組織各縣師生代表去北京受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接著,很快在全縣形成紅衛兵成群結伴出縣、出省、上北京的串聯活動。外地學生也不斷來縣串聯。由于飽受跋涉之苦,不少紅衛兵病臥它鄉。本縣一名中學生死于去韶山串聯的途中。為接待人數眾多的各地來本縣和經過本縣的紅衛兵,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涇河、城關設立兩個接待站。至1966年底,支付接待費2.1萬元,糧食1.73萬公斤。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元旦社論宣稱:“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24日,縣委、縣人委機關“造反派”組織奪了中共高陵縣委、縣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各公社管委會也先后被“造反派”奪了權。縣社兩級領導人被揪斗游街示眾,各級黨政機關癱瘓,社會秩序大亂。“造反派”組織以不同觀點形成兩派,“你奪我也奪”,“你揪斗我也揪斗”,打、砸、搶、抄、抓甚囂塵上,愈演愈烈。他們利用各自手中的宣傳工具,大造輿論,互相攻擊,展開激烈爭斗。紅旗公社農中一學生貼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的大幅標語,縣公安局將其拘捕。高陵中學“東臨”與高陵師范“12.9兵團”認為大幅標語是革命口號,遂組織紅衛兵80多人,在公安局門前靜坐、絕食,要求釋放該學生。公安局考慮到靜坐、絕食學生的身體等原因,遂將拘捕的學生釋放。縣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的“造反派”組織,借口公檢法執行反動路線,奪了本單位的權。公、檢、法機關癱瘓。

3月,根據上級要求,縣人民武裝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開始實施“三支兩軍”工作。根據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要求,號召工廠、農村的造反隊員回廠、回鄉“就地鬧革命”;幫助一批造反組織按系統實行“大聯合”;對學校進行軍管,軍訓、“復課鬧革命”。要求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向“造反派”表態。“支左”部隊按照上級部署,經過一個多月反復協商,于4月8日成立了由軍隊代表、地方領導干部、造反組織代表組成的“高陵縣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生產指揮部”裴學生為總指揮,張繼先、趙玉琴為副總指揮,內設辦公室、農業生產組、工交財貿組、文教衛生組、毛澤東思想宣傳組。

是年,在“造反派”奪取縣社兩級政權后,相同觀點的“造反”組織進行聯合,壯大力量,最后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派為“紅三總”(即高陵縣中小學紅色造反指揮部,高陵縣紅色農民造反指揮部,高陵縣機關紅色造反指揮部)。另一派為“三統一指”(即高陵縣中小學紅色造反統一指揮部,高陵縣紅色農民造反統一指揮部,高陵縣機關紅色造反統一指揮部)。兩大派“造反”組織均想盡快建立一個全縣性的領導機構,因遭到對立派的堅決反對武斗事件不斷發生,機關停工,工廠停產,商店停業,學校停課……人心惶恐,縣無寧日。

1968年春,“紅三總”基本控制縣城,“三統一指”被擠出縣城。5月11日,“三統一指”去耀縣中隊搶得機槍2挺,沖鋒槍5枝,半自動步槍8枝,七九步槍3枝,子彈2000多發。25日,“三統一指”伙同涇陽、三原“同派”搶劫了“五0二”軍火庫。共搶劫長短槍367枝,機槍21挺,沖鋒槍30枝,炮3門以及大量子彈、手榴彈及軍用物資等。6月1日,“紅三總”搶劫了縣中隊半自動步槍12枝,“九四”式長槍2枝,“五0”式沖鋒槍6枝,捷克式機槍1挺,“八二”炮彈16發,教練彈16發,手榴彈20枚,“八二”炮底座2個,擦槍油1箱,槍栓2箱,子彈3000多發。7月23日,“紅三總”幾個頭頭內外勾結,搶劫縣銀行現金14.9萬元。先后發生多起武斗事件,其中較大的武斗有:4月18日中午,“三統一指”7名“造反派”到藥惠分銷店搶槍,4人被對立派打傷,送往縣城“紅三總”據點,其中1人被打死,兩派對立情緒增大。25日晚,“紅三總”向縣拖拉機站“三統一指”據點開槍開炮,打死1人,炸毀縣拖拉機站高煙筒一座等。6月12日,“三統一指”頭頭梁棟生、雷全勝等人帶領40多人,攻打崇皇供銷社、棉絨廠、糧站等單位,打死4人,打傷2人。16日晚,“紅三總”約1000人,包圍耿鎮,雙方互相攻打,燒毀房屋、家具財產損失4000余元,打死群眾7人,打傷2人。在中共中央發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后,7月31日凌晨,“三統一指”武斗人員與三原、藍田等地1000多人,向聚居縣城的“紅三總”開炮,使縣城建筑物多處遭到破壞。6人在武斗中喪生。路經本縣執行任務的解放軍戰士張吉誠被打死。至是年8月,全縣共發生武斗28次,死亡39人,重傷7人,財產損失約50余萬元。之后,由西安調來“支左”的8157部隊向兩派反復宣傳《布告》精神,雙方仍拒不繳槍,相繼發生武力抗拒事件。中共中央“七·三一”布告發布后,經10多次會議和反復做工作,兩派才繳出了武器彈藥,解散了武斗隊伍。

是年8月初,支左部隊召集兩派頭頭協商討論大聯合和成立高陵縣革命委員會事宜。協商中,兩派激烈爭奪席位,經反復協商,商定了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9月7日,經陜西省革命委員會批準,高陵縣革命委員會由45人組成。縣革委會主任由軍隊代表吳振沙擔任,配備副主任8名。主任、副主任中,軍代表3人,干部代表1人,兩派“群眾代表”5人。內設辦事組、政工組、生產組、政法組。隨后縣社各部門、各單位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命領導小組。

工地大批判

縣革委會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在全縣開展以“清理階級隊伍”為中心的“斗、批、改”運動。對“文化大革命”前揪出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揪出的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國民黨殘渣余孽”進行大清查。縣社兩級舉辦學習班1119期,清查對象4263人。清查中,采取“逼、供、信”的辦法,私設公堂,嚴刑拷打體罰。有的罰站,有的罰跪,有的罰曬,有的抹黑臉,有的吊在梁上,有的脖子上掛車轂,有的帶高帽敲鑼游街,有的罰勞役打掃街道……紅旗公社依被迫交代的材料,制造了一起“修正黨”案,300多名無辜群眾受到牽連;戰斗公社制造了“新國民黨”和“復仇聯軍”案,147名無辜群眾受到牽連;將具有光榮斗爭歷史的中共高陵地下黨組織誣蔑為“叛徒窩子”,不少地下黨員被扣上“叛徒”、“特務”、“反革命”、“特嫌”分子之類的帽子;89名領導干部被長期隔離審查……任意批斗。全縣共制造冤、錯、假案969件,牽連1418人,其中3起“集團案”牽連443人。紅旗公社火箭大隊原支部書記被誣為“修正黨”,將其吊在梁上,打耳光,給臉上吐痰,用100瓦燈泡在面部燒烤。城關小學1名教師被誣為“國民黨殘渣余孽”,迫害致死。高陵師范1名教師被誣為“修正黨”,關進監獄達1年零9個月。清理階級隊伍混淆了敵我界限,使無辜干部群眾的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1970年,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全縣開展“一打三反”(即打擊現行反革命、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運動,對“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發生的搶劫國家財物、搶劫槍枝彈藥及武斗中的殺人案件進行查處,處決了武斗中的殺人犯雷全勝、梁棟生、胡嘉讓和高民海等。對武斗中其它情節嚴重的18名主要案犯分別判處了徒刑。追回武斗期間搶劫的現金13萬多元、面粉3415公斤。對武斗期間拿摸、私分的財物,限期收回。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根據中央、省、地部署,在全縣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派出80多人的工作組,組織干部群眾學習中共中央有關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叛黨叛國的罪行。全縣共舉辦學習班1890多期,用黑板報、墻報、廣播等各種形式開展大批判,召開大批判會1200多次,使干部群眾受到深刻教育。還開展了“三批一清”(即批極“左”思潮,批無政府主義,批資產階級派性,清查“五一六”分子)工作,揭發少數人煽動武斗、煽動派性、搞分裂的活動。將一些派性嚴重的造反組織頭頭清理出各級革委會,其中縣上4人、公社42人、大隊174人。解放了縣團級干部9人,部、局級干部74人,一般干部168人。

1973年,中共中央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后在毛澤東主席的支持下,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根據毛澤東主席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排除“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對交通、工業、農業、科技、軍事等各條戰線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轉機。縣革委會組織干部、群眾認真學習中央關于整頓的文件,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調整,在群眾中開展批判資產階級派性的活動,對一些繼續搞派性活動的人進行嚴肅批評。向農村派駐48個宣傳隊,進行整頓,使搞亂的農村生產秩序得到恢復。先后組織350多名縣、社、隊干部到大寨參觀學習,推進大寨縣建設步伐。

面對鄧小平的復出和對中國進行的全面整頓,“四人幫”一伙想方設法進行反對。1975年12月,以“教育革命大辯論”為起點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教育系統首先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捧交“白卷”的張鐵生為反潮流英雄,否定文化考核,批判“智育第一”,部分教師被當作“復辟派”,遭到點名批判。“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開展“評法批儒”活動,大造輿論,影射、中傷周恩來總理,攻擊鄧小平。全縣各機關單位、農村社隊,下效上行,亦步亦趨,翻印“評法批儒”的小冊子2000多冊,舉辦學習班780多期,召開批判會300多場次。小冊子影射周恩來總理是“當代的大儒”,是右傾翻案風”的總后臺,叫嚷要揪“當代的大儒”,在干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之后,反擊“右傾翻案風”則變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四人幫”還拋出所謂“老革命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資派,走資派是反革命”的反動邏輯。全縣城鄉上掛下聯,批判鄧小平和新中國成立前的老干部及所謂的“階級敵人”。同時還取締集貿市場,不許自由交易,名曰:“割資本主義尾巴”。在農村大批“包產包工”、“工分掛帥”等做法。在企業批判“獎金掛帥”、“計件工資”,使工農業生產都受到很大影響。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全縣人民歡欣鼓舞,慶祝偉大勝利。縣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開展“揭、批、查”運動,清算“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平反冤假錯案,撥亂反正。

地頭學《毛選》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出于篡黨奪權的目的,利用人們對毛澤東主席的熱愛,竭力鼓動對毛澤東主席的無限崇拜和迷信,在“大樹特樹毛澤東主席絕對權威”的幌子下,掀起了對毛澤東主席的“三忠于”、“獻忠心”的神化活動。“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手拿“小紅書”,胸佩毛澤東主席像章,口唱“語錄歌”的紅衛兵“造反”運動驟然興起;“紅海洋”、語錄匾、“忠”字墻風靡全縣,不少家庭門上刷寫“忠”字和毛澤東頭像;家家戶戶置掛毛澤東主席塑像或畫像;各行各業普遍修建“請示臺”,開展“早請示,晚匯報”活動。班前班后,都要學“毛主席語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開展全民“斗私批修”活動。一有差錯就到毛澤東主席象前懺悔;城鄉遍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貫徹“毛主席指示”不過夜,即便是夜半發表“毛主席指示”,都要成群結隊,大張旗鼓地表示歡呼;把交售公糧呼之為“忠”字糧,把養豬呼之為養“忠”字豬,把買毛澤東主席畫像呼之為“請”毛澤東主席像……為掀起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高潮,給全縣每戶貧下中農贈送一套《毛澤東選集》;經常召開“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講用會,兜售“一學即通,立竿見影”;《毛主席語錄》隨身帶,開會、辦事、睡覺前都學一兩條。為促進《毛主席語錄》的學習,在交通要道設卡,凡過往行人,都得背誦一兩條“語錄”,不能背誦或有差錯,就被滯留就地學習。不少人胸前、帽子、背包和自行車上,掛著毛澤東主席像章。在“誓死捍衛毛澤東主席”的口號下,無端挑剔人們在言行上一時的疏忽和紕漏,無限上綱,不讓發表不同意見,否則被斥之為“立場”有問題,甚至被輪番批斗。苛求言論一致,行動一律,使干部群眾神經繃得緊緊的,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林彪反革命集團粉碎后,“三忠于”活動才逐漸降溫,以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