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述

主筆 馬力勇

一

高陵縣位于陜西省關中平原腹地,涇、渭河兩岸,西安市轄域北部。東西長20.55公里,南北寬20.1公里,總面積294平方公里。禹夏時期,大禹治水,導涇入渭,繞于縣南,成為雍州名地。周時筑有高陵邑。以南部有奉正塬,狀若土山,坡度較緩,高四五丈而得名高陵。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置縣。新莽天鳳二年(公元15)改名千春,更始元年(公元23)復名高陵。三國魏黃初元年(公元220)更名高陸。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又復名高陵,相沿至今。是全國建縣最早的縣份之一。

境內地勢平坦,自西北微向東南傾斜,海拔357～414米。涇、渭二水自西向東流經縣境南部,于馬家灣鄉涇渭堡村東北交匯,將全境切割為涇渭河北、渭河南和涇渭夾角3個自然區。咸銅鐵路、西三一級公路、西禹公路南北穿境。高三、高永、高茹、高交公路貫通東西。27條縣鄉干路縱橫交錯,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挺拔秀麗的唐昭慧院塔聳立于縣城東南;唐大學士裴度撰文,大書法家柳公權書丹的唐西平郡王李晟碑突兀在渭河北岸公路旁;1978年,又在渭河南3公里處發掘出唐東渭橋遺址,皆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還有米家崖、灰堆坡、馬南村等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涇渭分明”的自然景觀聞名遐邇。1995年,轄3鎮7鄉、87個村民委員會、1個居民委員會。有54446戶、224872人。其中農業人口205542人,占總人口的91.4%。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65人。人均耕地1.24畝。以漢族為主,還有滿、蒙、回、維、布依、土家等少數民族80多人。

本縣面積雖小,但地平土肥、物華天寶,水利化程度高,機械化實力強,古有“黃壤陸海”之稱,今譽為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

涇渭河北川平地,占總面積的76.7%,主要為淤土,灌溉積淤深,熟土層厚,生產性能好,適種范圍極廣。涇渭河北岸和涇渭夾角的塬平地,占總面積的14%,主要為婁土,上部為人工覆蓋層,下部為自然褐土,上松下實,保水保肥,宜于多種農作物生長。渭河南高漫灘地,占總面積的3.7%,主要為潮土,土壤疏松、性暖,地下水位高,宜于經濟作物種植。其余為河流水域面積,約占總面積的5.6%。

縣屬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最高氣溫41.4℃,最低氣溫-20.8℃,年平均氣溫13.2℃。無霜期212天,年均日照2247.3小時,年降水540毫米左右,是農作物生長的適宜氣候。

自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始得鄭國渠灌溉以來,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后,大力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1957年,在陜西率先實現水利化,渠道交錯縱橫,水井星羅棋布,抽水站遍布涇、渭河兩岸。1995年,水澆地占總耕地的99.88%,旱澇保收面積占94.2%,居全省各農業縣之首。

從1958年實施機耕至1995年,耕播、植保、收獲、拉運、碾打、加工、排灌全面實現機械化。機耕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99.14%;機播面積占總播面積的79.8%;機收面積占種植面積的33%;機械植保面積占23%,榮膺全省農業機械化十強縣稱號。

糧食作物有大麥、小麥、玉米、谷子、高粱、豆類、薯類。以小麥、玉米種植最廣,產量最高。經濟作物有棉花、油菜、花生、大麻、煙葉、藥材等,先后以棉花、油菜為主。其它作物有瓜類、蔬菜、綠肥、飼草等,以蔬菜為主。蔬菜有蔥、韭、蒜、白菜、蘿卜、南瓜等30多個品種,以桶子白菜、紅蘿卜品質最優,譽滿三秦。

林木中,用材林有17科50多個品種,以青槐、椿樹、榆樹品質最優,以新中國成立后引進的泡桐及各種白楊、刺槐栽植最廣、生長最快、產量最高。經濟林果有8科30個品種,以豁口桃、酒棗久負盛名,以80年代引種的酥梨和梨棗品質最佳。觀賞林木有10科20多個品種,以龍爪槐最為青睞。

家畜有牛、馬、驢、騾、豬、羊、狗、兔、貓等,以秦川牛、關中驢享譽全國,以豬、羊和70年代引進的奶牛飼養量最大。家禽有雞、鴨、鵝、鴿等,以雞、蛋、肉產量大、質量優而聞名全國。

涇、渭河流經縣內30多公里,年均徑流量56.36億立方米,地下儲水量1 1074萬立方米。涇、渭河斷裂帶下,既是關中地區地下熱水的補給通道,又是地下熱水的主要賦存帶。水利資源極為豐富。沿河兩岸有大量的沙石資源,且宜于開塘養魚,以渭河大鯉魚久負盛名,曾為秦、漢、唐宮宴上珍。

從遠古時代的先民到20世紀90年代勤勞樸實的高陵人民,代代不息地在這塊古老而富饒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創文明。

二

本縣經濟,亙古至今,以農業為主,而農業又以種植業為主。秦、漢時,由于鄭國渠和白渠的修建,農業經濟已相當發達。班固在《西都賦》中稱:“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為雨,荷鍤成云。五谷垂穎,桑麻鋪棻。”西漢高祖功臣傅寬、王虞人、武帝宰相趙周、成帝宰相翟方進,三國魏武帝功臣曹純、陳矯等曾封侯于本縣。唐代,由于改建、擴建了鄭、白渠,農業經濟成為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特別是縣令劉仁師,修“五渠”、嚴水政,使縣無荒區,民有良歲。盛唐以后,隨著封建社會的日趨衰敗,水利事業時興時廢,加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束縛,農業科技發展緩慢,制約了生產水平的提高。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擺脫了小農經濟和自然經濟的桎梏,1957年實現水利化,農耕制度改為一年兩熟或兩年三熟,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1958年,被國務院授予“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稱號。此后,雖有失誤和挫折,但農業仍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發展。1978年,農業產值達到3122萬元,按同比價,比1949年增長3.4倍,占農業總產值的83.1%。由于以糧食種植為主的農業經濟和縣辦全民、集體工業快速發展,使工農業總產值達6106萬元,比1949年增長3.6倍;國內生產總值達3310萬元,比1949年增長6.2倍;社會總產值達7721萬元,比1949年增長6.1倍。農、工、建、運、服務業總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分別為61.6%、22.6%、8.2%、2.5%、5.1%。農、林、牧、副、漁在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分別為86.6%、1.18%、12.1%、0.1%、0.02%。

種植業中的糧食作物,歷史上以小麥種植為主,輔之以大麥、谷子、糜子、蕎麥、高粱和豆類。經濟作物棉花,自元代以來,品種不斷更新,種植面積不斷擴大。民國時期,曾占總耕地的70%以上。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水利化的實現,農耕制度的改變,原來種植的大麥、谷子、高粱和豆類等低產品種逐漸退居為填閑補種作物。棉花實行計劃種植,面積保持在10萬畝以上,后由于氣候等不利因素,產量長期不高不穩,影響經濟效益,改革開放后,實行自主經營,自由種植,農民自覺改種糧食。農作物以小麥、玉米等糧食高產作物種植為主。小麥、玉米播種面積,占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比重,由1950年的61.1%提高至1978年的76.5%,再提高至1995年的86%。隨著水利化、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和良種推廣、科學種田等項農技服務體系的建立,選用良種、微肥拌種、半精量播種、間作套種、合理密植、科學用水、測土施肥、藥物防病殺蟲除草,已成為廣大農民的自覺行動。1949～1995年,糧食耕地畝產連上5個臺階。1963年畝產上“綱要”,達228.1公斤,是陜西省唯一上“綱要”的縣;1969年畝產過“黃河”,達318.5公斤,名列全省榜首;1973年畝產跨“長江”,達417.6公斤;1974年成為陜西省第一個畝產千斤縣;1994年,20萬畝糧田(占糧食耕地面積86%)平均畝產1012.9公斤。經省、市政府驗收,成為聞名遐邇的西北地區第一個噸糧縣。1995年,糧食總產達20.783萬噸,比1949年、1978年分別增長10倍和1倍。每一農業勞動力生產糧食2592.7公斤,農村人均占有糧食1011.3公斤。人均、畝均售糧均列全省第一,是陜西省和西安市的商品糧生產基地。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給全縣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帶來千載難逢的良好機遇。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企業實行廠長(經理)承包經營責任制;發揮優勢,大力調整產業機構,使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快速發展。除農業持續高產外,又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其一是畜禽養殖業遍地開花。新中國成立后,畜牧業迅速發展。改革開放后,養雞熱吹遍全縣大地。1979年成為全省第一個來航雞良種縣。1982年,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多余糧食和剩余勞動力為養雞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加之積極推廣現代化籠養技術、普遍建立飼料、防疫服務體系,使養雞業達到一個新水平。1983年成為全省第一個交售鮮蛋過百萬斤縣。1986年成為陜西省最大的籠養雞基地縣,年產鮮蛋700多萬公斤。形成以養雞為龍頭,多品種飼養的畜禽業發展格局。1995年,畜禽業總產值達23183萬元,比1978年增長19.6倍,占農業總產值的31.6%。是年肉類產量1 1072噸,牛奶產量6394噸,羊奶產量10977噸,禽蛋產量22133噸,成為陜西省和西安市肉、奶、蛋商品生產基地。其二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1978年,有鄉鎮集體企業162家,總收入305.25萬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7.1%。改革開放后,個體企業如雨后春筍,農、工、商、建、運、服務業競相發展,能工巧匠和農村剩余勞力大顯身手,糧食、蔬菜等農副產品深加工潛力得到開發,加快了農村工業化、市場化進程。1995年,鄉鎮企業總收入65782萬元,比1978年增長214.5倍,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72.6%。其中個體企業收入占鄉鎮企業總收入增長部分的73%,玻璃瓶、小磨香油等十多個產品被評為西安市優質產品;鹽漬姬菇、脫水菜(大蒜片、粉等)打入國際市場,出口創匯;低壓電力電容器被列為國家級推廣項目。高陵果脯廠、涇河軋鋼廠獲“陜西經濟明星”稱號。鄉鎮企業已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是農村剩余勞力的主要出路,是農民非農業收入的重要來源,占農村經濟的半壁河山。國民經濟的全面增長,特別是農業、畜禽業、鄉鎮企業中工業和建筑業的突飛猛長,使全縣的工農業總產值由1978年的8456萬元增至1995年的67087萬元,按同比價增長6.9倍。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310萬元增至1995年的50526.6萬元,增長14.3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189元增至1995年的2251元,增長10.9倍。生產發展,商貿繁榮。遍布城鄉的49個批發機構、169個批發貿易網點、1821個零售網點和9個集貿市場交易興旺。商品銷售總額達29972.2萬元,比1978年增長9.3倍。活躍了經濟,促進了生產發展,保障了群眾日常必需品的供應。經濟發展,財政增收。1995年,全縣財政收入達1821萬元,比1978年增長4倍。

社會事業的發展促進了經濟騰飛,經濟騰飛又促進了社會事業的發展。縣城高樓迭起,水電通暢,燈明路凈,綠蔭成行。輸電和通訊網絡縱橫交錯,通往全縣各個角落。道路四通八達,寬闊平坦。縣、鄉干路實現瀝青路面化,村、組干路實現沙石路面化。醫療衛生條件大大改善,群眾看病,基本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縣。

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95年,職工年均工資31 16元,比1978年增長3.6倍。農民人均純收入1160.92元,比1978年增長4.5倍。收入增加,消費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從以食糧為主改變為普遍重視菜、蛋、肉、奶等副食品的調劑。縫紉機、電風扇、洗衣機、摩托車、大型家具、彩色電視機、收錄機、照相機、電冰箱等高檔耐用消費品,普遍進入尋常百姓家。農村普遍建起磚混平板房,部分農戶建起磚混樓房,居室寬敞明亮。人均住房面積29.02平方米。土木結構的磚瓦房從住房史上逐漸淘汰。城鄉儲蓄存款余額27811萬元,比1978年增長33.4倍。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醫療衛生條件的保障,使全縣人均壽命達到70.72歲,比1949年提高30.72歲。

三

本縣位于中華民族文化搖籃的關中腹地,教育事業自古稱盛。秦、漢時,民間有序庠,縣城有官學,旨在習武功,明人倫。隋代推行科舉教育制度,宋代創建儒學,元代增設社學(鄉學)和書院,清代書院、儒學、社學、義學、私塾類類皆有。所授生員,主要供官府選拔官吏。清末,廢科舉,興新學,開始以傳授道德、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為主的近現代教育。民國末期,縣內有初中1所、小學122所。新中國成立后,教育事業逐年發展,教育體系日趨完善,形成包括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1985年,全縣有小學109所,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8.34%,鞏固率達97.5%,畢業率達97.9%,普及率達95%,經省人民政府驗收,均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1989年,全縣共有公辦和民辦幼兒園(班)125所,4至6歲幼兒入園(班)率達95%以上,被國家教委授予“幼兒教育先進縣”稱號。1994年,全縣有初中14所、高中3所。95%以上的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達到畢業。師資水平、普及程度、辦學條件、經費投入、教學質量均達到國家教委頒布的標準。農村推行以農技校牽頭,村辦小學包村,教師包人的掃盲責任制,全縣青壯年非盲率達到99.5%。在全省96個農業縣中第一個實現了“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達標,成為國家教委首批公布的“兩基”達標先進縣。初中畢業生升學率歷年在33%左右,高考錄取率在27%左右。

歷史上,以社戲、社火、自樂班為主的群眾自娛自樂教育活動相當活躍。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重視文化事業,不斷增建文化事業設施。至1995年,縣城建有廣播電視臺、文化館、圖書館、劇院、體育場、電影院、俱樂部。10個鄉鎮都建有文化站。業余劇團、自樂班、民樂隊、社火遍及城鄉。每逢重大節日及喜慶場合,皆出場演奏。從1970年起,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自編自演故事活動經久不衰。被國家文化部譽為“故事之鄉”。

豐厚的文化積淀,養育了高陵人民崇文尚禮、勤樸厚重和獻身社會的傳統美德。馳騁疆場,戰功卓著;學有專長,著書立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醒世濟民,獻身社會;鉆研科技,富國利民的人物世代不斷。西漢有以司馬擊項羽有功而封安丘侯的高祖功臣張說、受詔續《太史公書》十余篇的史家馮商;東漢有著《漢書音義》112冊的學者如淳;三國時有“能容民畜眾,使群羌歸土”的國之良臣張既;唐有參與修定唐初律令、禮典、第一部國家藥典《新修本草》的元老重臣于志寧和郭子儀等平定安史之亂的將領李嗣業;元有參與修定古代最優秀的歷法《授時歷》的高隱楊恭懿;明有著作宏富的理學名儒呂楠,時人推崇為家之孝子、鄉之善人、國之忠臣,天下之先覺先民;民國時期,有陜西第一個宣傳馬列主義的留日學生席實生,1920年在《鼓昕日報》上發表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論》,堪稱為一枝早開的報春花。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赴美留學,獲陜西第一個農業經濟學博士的王德崇,在農業經濟學研究方面頗有造詣。還有一批早年投身社會,從事革命的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矢志不渝、愈挫愈堅,以公開的或隱蔽的形式,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有的為革命披肝瀝膽,英勇獻身,有的在社會主義建設崗位上嘔心瀝血、鞠躬盡瘁。1921年,旅京學生劉天章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山西省委書記,為陜西最早的共產黨員,為革命英勇獻身,慷慨就義。1927年大革命時期,白文范出生入死,創建中國共產黨高陵縣地下支部,領導人民群眾,掀起革命高潮。在歷次革命戰爭、抗美援朝和新中國成立后保衛祖國的戰斗中,107名熱血男兒,馬革裹尸,效命疆場。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的大批青壯年勞動者,大多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文化科技素質較高,在發揮優勢、挖掘潛力、振興高陵,特別是在改變傳統農業,實現農工商一體化,種養加一條龍的城郊型經濟和“噸糧縣”中發揮了主力軍作用。

在歷代縣令、縣丞、縣尉、主簿中,有后為西漢光祿大夫的王尊、東漢太尉段颎、西晉中書令潘尼、武周中書令崔元暉、中唐詩人韋應物、北宋名將種師道等一批志士仁人,修舉政教,役志養民,為本縣社會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

縱觀歷史,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全縣經濟和社會事業實現了史無前例的大發展。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在1978年的基礎上翻了4番。糧食畝產過噸;畜禽業遠近聞名;鄉鎮企業成為農村經濟的支柱產業;9年義務教育得到普及;全民文化科技素質居于全省農業縣前列。但橫向相比,卻遠遠落后于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大潮的形勢,仍然是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20多萬農業人口,有糧吃、少錢花,溫飽有余,富裕不足。根本原因,一是糧食產量雖高,但從嚴格意義上分析,是用高投入、高成本換來的,產出效益不盡人意。二是縣辦工業起步遲,規模小,科技含量低,現代化程度不高。年產值超千萬元的企業尚無一家,現代化大型設備幾乎沒有,設備陳舊,機制不適,經濟增長緩慢,發展速度和人均產值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年上交稅利占不到縣財政收入的10%。三是鄉鎮企業規模小,檔次低,管理粗放,產品技術含量不高,效益差,對縣財政的貢獻,僅好于縣辦全民、集體企業。四是由于縣辦工業和鄉鎮企業發展水平低,使廣大農村剩余勞力缺少就業門路,加之長時期的農業經濟,相當一部分農民沒有沖破思想保守、觀念陳舊的束縛,依靠土地,滿足溫飽,怕擔風險,不敢闖大業、致大富。五是雖實行計劃生育,但人口仍然增長過快。1949～1995年,全縣人口增長14.6萬,人均耕地減少3畝多;糧食總產增長10倍,人均糧食僅增長3.1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0.6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37.8倍;教育文化衛生事業費比1965年增長21.8倍,但基礎設施仍不能適應現實的要求。過量增長的人口,困擾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事實證明,工業經濟發展的稅收是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工業經濟的發展又對其它產業的發展起著極大的促進作用。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沒有雄厚的農業經濟作保障,工業及其它產業的發展將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高科技的推廣和應用,將會使社會財富呈現最大幅度的增長。國民經濟發展了,社會財富增加了,如果不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社會財富的增長部分就會被過量增長的人口消耗掉。因此,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和科教興縣的發展戰略,重工強農,興商富民是振興本縣經濟、改變財政窮縣的根本出路。22萬勤勞、智慧的高陵人民,極應振奮精神,揚長補短,開拓進取,緊緊抓住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堅持以開放促開發,以開發求發展的戰略,全方位的發展橫向經濟聯合,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改革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促進存量資產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鼓勵和支持私營、聯營、外資等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把鄉鎮企業作為振興縣域經濟的戰略重點,堅持多輪驅動,多軌運行,盡快上規模、上檔次、上水平、上質量,實現超常規發展;強化農業,依靠科技和管理,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減少投入,加大產出,增加農民收入;從本縣農業發達、勞動者文化技術素質較高的優勢出發,依托西北工貿、科教、旅游中心城市西安,把農、工、商一體化,種、養、加一條龍的城郊型經濟推向一個新水平,創造出史無先例的業績,描繪出前所未有的圖畫,使更加文明、富裕的現代化新高陵屹立于關中腹地,涇、渭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