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陵楊官寨遺址：規劃有序顯城市雛形——制陶作坊

2004—2006年，考古專家在遺址西南區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約5615平方米，發現了非常豐富的廟底溝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遺存，其中以半坡四期文化遺存為主。最重要的收獲是在遺址南部發現了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的斷崖，斷崖已發掘揭露部分長約72米，根據發掘情況分析，斷崖以南部分為河道沖擊而成的堆積，推測該斷崖可能就是古涇河沖刷形成的北側河堤自然斷面。

在斷崖上發現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窯，共發現13座房址，平面基本都是呈“呂”字形的前后室結構，前室一般是地面式活動區域，后室則是借斷崖之勢掏挖成的窯洞式居住空間，窯洞式頂部均已被晚期活動破壞，但是根據壁面的內收弧度可判斷其當屬窯洞式建筑，這是目前所知關中地區乃至中國考古所見最早的窯洞式建筑群。其中的F16位于南部斷崖邊，平面近似瓢形，整體長2.8米、寬0.9米—2.4米、深1.24米，由門道、灶坑、居室、室內柱洞等部分組成。門道位于房址的東南，方向與斷面基本垂直，呈西北—東南走向，進深0.8米、寬0.9米—1.1米，底部為三級臺階，自房內向外逐級升高，分別高0.1米、0.25米、0.2米，寬0.2米、0.22米、0.2米，門道處的臺階上有較厚的踩踏面，厚約0.03米，并向外延伸出大片踩踏面；居室平面近方形，地面是經人為加工而成的硬面；居室北部發現一座平面近三角形的灶坑，長0.35米、最寬0.25米、深0.05米，灶坑壁面及底部經火燒形成較厚的青紅色燒結層，厚0.02米—0.05米；在房址內中部偏東、中部、北壁下和東壁內側共發現4個柱洞，柱洞直徑0.15米—0.35米、深0.1米—0.35米不等；房址壁面較直，殘高1.24米。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窯洞式房址門道的一側或兩側還建造有燒制陶器的陶窯。以F16為例，門道兩側各建造有1座陶窯，編號為Y9、Y10，結構均為橫穴式，由火膛、火眼、火道、窯室等部分組成。火膛平面呈圓角梯形，靠近窯爐處建造有頂部，僅留有一較小的操作口，Y9頂部已坍塌；火塘通過三個火眼與窯室連接，三個火眼分別連接不同的火道，中間火眼連接窯室底部中央的直向火道，兩側火眼通向窯壁內側的環形火道，Y9火道寬0.12米—0.15米、深0.08米—0.1米，Y10火道寬0.04米—0.08米、深0.06米—0.07米；窯池由被中部直向火道分割的兩個半圓形臺面組成，整體接近圓形，池面建造非常平整；窯壁由底部向上內收，復原形狀呈饅頭狀。這些房屋與陶窯之間并無疊壓或打破關系，而且呈現出較為固定的組合關系，應該是同時期規劃營建的，表明同一組房屋和陶窯很有可能屬于共同的使用者，據此判斷陶窯邊的房址可能就是從事陶器制造的陶工的住所。

在斷崖附近區域，還發現了一些可能與房址和窯址相關聯的窖穴，如H402，灰坑平面呈橢圓形，袋狀，口徑1.1米—1.3米、底徑2.55米—2.7米、深2.3米，坑內出土了40余件完整陶器，其中僅可修復完整的尖底瓶就有18件。這些尖底瓶的形制和裝飾風格一致、規格也基本相同，推測是由同一批制陶工人生產制造的，反映了陶器制造的專門化、標準化，此外還出土有一件陶輪盤，疑似制陶工具。在一個灰坑內出土數量如此之多，且不乏形制一致的完整陶器，還出土了大量制作成型的陶器半成品泥坯塊，充分表明H402是一處專門用來儲藏陶器的窖穴。由此推測，這片由成排的房址、陶窯及儲藏陶器的窖穴等遺跡組成的區域很可能是平坡四期文化時期居民的專門制陶作坊區。

遺址南部區域的房址與陶窯組合關系，打破了半坡文化時期聚落內部成員共用作坊區的習慣，反映出當時已經有一部分家庭從日常的狩獵采集和耕種生產中分離出來，專門從事陶器的制造，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社會分工，對認識當時的社會結構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階段也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時期，在鄭州的西山遺址發現了這個時期的夯土城墻，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早的夯土墻類遺存，似乎表明中國社會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同時在北方內蒙古中南部、陜北地區，這一時期的窯洞式房址內大量建造有儲藏間、窖穴等附屬設施，可能與私有物品的出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楊官寨遺址作坊區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相同規格的陶器，僅尖底瓶就復原了18件，這種專門儲藏陶器的窖穴說明財產私有觀念業已出現并且通過聚落形態得到了表現，對認識當時的社會結構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