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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壕聚落的中部區域發現了一處大型遺跡,編號為H796,該遺跡平面呈不規則菱形,東北有一向外凸出的區域,長邊約22米、短徑16.5米,平面面積接近370平方米,深2.8米—3.1米。遺跡口大底小,剖面整體呈喇叭狀,開口靠近邊緣處底部為斜坡狀,與開口線之間夾角約15°,形成遺跡的外緣區;向內部約1.5米—1.75米處壁面迅速下切變得十分陡峭,剖面為接近直壁的筒狀,與開口線之間夾角約70°,形成遺跡的中心區。底部暫未發掘,結構暫不清楚。
在該遺跡的東部發現兩級臺階,第一級臺階為南北向,修建非常平整,已發掘部分呈不規則長方形(局部暫未發掘),已發掘部分長約3米、寬約1.2米—1.4米,距開口深約0.67米,在該臺階上發現了踩踏面,踩踏硬度不高,厚約0.01米—0.02米。第二級臺階位于一級臺階的西側,整體呈長條形,長1.95米、寬約0.2米—0.35米,與一級臺階的高差約0.25米—0.3米,該臺階上發現一層細泥類遺存,十分堅硬,臺面凹凸不平,在該臺階上發現8個長條形凹槽,長約0.12米—0.3米、寬約0.6米—0.1米,凹槽基本與臺階呈垂直方向,疑似腳印類痕跡。遺跡西北角也發現一級臺階,平面形狀接近三角形,長約0.9米、寬約0.12米—0.6米、距開口深約0.7米,臺階建造于中心區與外緣區交界處,與外緣區基本處于同一連接面,在臺階上發現了踩踏得十分堅硬的硬面,同時踩踏面向外緣區延伸,在外緣區分布形狀接近以臺階為中心點的扇形,半徑約2米—2.1米。外緣區的踩踏面呈斜坡狀,整體較平整,發現有5條凹槽,均朝向遺跡中心區方向,凹槽大小不一,最大的呈長條形,長1.05米、寬0.15米—0.2米、深0.15米—0.34米,最小的呈橢圓形,長0.25米、寬0.12米—0.16米、深0.06米—0.12米,其中還有一個極似腳印狀,東北邊緣較直,西南側邊緣略呈弧形,長0.46米、寬0.1米—0.16米、底長0.27米、底寬0.6米—0.1米、深0.12米—0.18米。根據臺階的建造位置、形狀、踩踏面、腳印類痕跡,推斷目前發現的幾個臺階應為H796配套的取水性質附屬設施。
在該遺跡的西南角還發現了一條南北向溝渠類遺跡,編號為G7,剖面呈倒梯形,寬0.4米—0.8米、深0.6米—0.8米、長約95米,局部發現有反復修整的跡象。G7與H796連接處逐漸變寬,兩側壁面與H796邊緣銜接順暢,且G7與H796連接處底部逐漸抬升,深度變淺,在兩個遺跡交界處底部還有一凸起的坎,據此推斷G7應為H796的排水性質配套設施。
H796內堆積非常豐富,自上向下可劃分為7層,堆積基本呈四周高中間低的凹形堆積。在第4層下有二次清淤使用痕跡。出土數十件完整陶器,主要有釜、缽、盂、泥質罐、夾砂罐等,還出土了大量陶片。
根據目前的發掘成果,該遺跡不僅建造有中心儲水空間,還在東側、西北角建造有取水臺階,西南角還發現給排水的溝渠類遺存,綜合判斷其應屬一處人工挖建的大型水池遺跡及其相關配套設施。從現有的考古材料來看,水池遺跡是目前所知關中地區時代最早的人工水利設施,為研究該類遺存的起源和發展演變提供了實物資料。同時,該遺跡基本處于整個環壕聚落的中心區域,位置極為特殊,考古勘探的結果顯示,水池遺跡周圍為一處大型廣場,鮮有同時期的其他遺跡在此分布,不僅說明該區域的布局是經過人為嚴格規劃,也凸顯了這個遺跡在當時聚落中的特殊地位和意義。這一發現對于我們研究楊官寨遺址的聚落整體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為進一步探討廟底溝時期的聚落形態乃至社會組織狀況等相關問題提供了可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