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話題｜跑出疾控事業發展加速度

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是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公共衛生安全、維護經濟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2023年末，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推動疾病預防控制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描繪了疾控事業發展的藍圖。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針對疾控事業發展中的焦點問題建言獻策，努力跑出疾控事業發展的加速度。

01監測預警及時響應

新發突發傳染病具有傳播途徑多、傳播范圍廣、社會影響大等特征，及時準確的監測預警在傳染病防控中尤為重要，尤其是對于超大城市而言。超大城市居住人口密集，交通網絡發達，經濟和社會活動集中，目前我國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人的超大城市已增至10個。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醫科大學校長黃愛龍表示，應加快建設超大城市公共衛生應急智能輔助決策數據中心。超大城市要借助智能終端、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手段，采集細粒度、動態、準確的社會系統數據，全面動態掌握基礎地理數據、醫療設施數據、應急救助數據、交通及流量數據、居住區房屋的實有人口數據、病例動態數據及其完備的軌跡信息等。應利用公共衛生應急智能輔助決策數據中心的數據，構建基于多智能體的大規模、大尺度公共衛生應急虛擬仿真系統，預測發展態勢，提出應急策略并評估其效能，為超大城市制定智能應急策略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和決策依據，形成多視角協同智能輔助決策體系。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江陵縣疾控中心國家血防基地辦主任李霞介紹，為補齊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短板，湖北省加強突發公衛事件應急處置和服務能力建設，建立省級傳染病監測預警中心。江陵縣傳染病監測預警中心于2023年建成，在不斷加強日常監測預警能力建設的同時，加快不明原因疾病的排查和處置，提高了該縣的突發公衛事件應急處置能力。2024年，希望進一步完善傳染病監測預警中心建設，把監測范圍從醫療機構向學校等重點場所擴展。

02人才培養時不我待

近年來，疾控體系改革不斷深化，公共衛生社會治理能力提升是今后一段時期的重要任務。這就意味著，社會對公共衛生人才，特別是高水平復合型公共衛生人才的需求極為迫切。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在公共衛生領域深耕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提交了《關于進一步加快高水平公共衛生人才培養的提案》。據了解，2020年11月，全國11家單位獲批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聯合設立的高層次應用型公共衛生人才培養創新項目；2022年7月，教育部認定18所高校為開展高水平公共衛生學院建設高校；2023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18所高校簽訂協議，大力推進復合型公共衛生人才培養。“但在實際推進過程中，存在雷聲大、雨點小的問題。”吳凡說。

今年2月，吳凡作為全國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公共衛生召集人，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調研。她發現，各高校受限于年度博士培養名額總量，在完成新增的高水平公共衛生人才培養任務方面，招生培養規模遠遠不能滿足國家需求，對于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而言是杯水車薪。因此，吳凡建議，教育部單列“公共衛生博士專業學位專項”招生計劃，今后10年每年安排360個專業學位博士招生名額。

今年是青海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預防控制所營養與健康研究室主任馬福昌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參加兩會的第7年。7年來，他一直在呼吁強化邊遠地區的疾病預防控制工作。馬福昌說，青海省地廣人稀，全省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人員總量不足、業務能力不強、人才隊伍不穩的問題突出，已成為該省疾控體系發展的最大瓶頸。

馬福昌建議，增加青海省、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中西部邊遠地區疾控中心專業技術人員編制數，建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績效工資激勵制度，增加疾病預防控制人員防疫津貼，做到“待遇留人”，提高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積極性。他呼吁，國家相關部委科學核定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人員編制并足額配備，綜合考慮地域環境、疾病譜特點、人均衛生服務半徑等因素，給予青海等省份政策傾斜，同時在編制分配上向縣（區）疾控中心傾斜。

03夯實基礎探索創新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吳家兵表示，近年來，我國癌癥防治體系進一步完善，危險因素綜合防控、癌癥篩查和早診早治能力不斷增強，但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較為突出，需進一步夯實基礎。比如，群眾癌癥防治整體意識不強、健康觀念較差，急需在接種疫苗（如肝炎病毒疫苗、人乳頭瘤病毒疫苗）、定期參加防癌體檢等方面加強宣傳。同時，應推廣普及常見癌癥早期篩查項目，制定分層癌癥篩查與早診早治實施方案，將胃癌、食管癌、結直腸癌等重點癌癥機會性篩查和多癌癥聯合篩查納入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或醫保報銷范疇，從而提高篩查率和早期癌癥的發現率。

在夯實基礎的同時，也要探索創新。長期以來，一線公衛醫師有著開放部分處方權的訴求。“賦予公衛醫師處方權，對社區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管理以及傳染病防治可起到促進作用，值得試點推動。”全國政協委員、中日友好醫院原副院長姚樹坤說。

姚樹坤表示，公衛醫師處方權的管理涉及衛生健康、疾控、藥監等多個部門，在制定相關管理辦法時要加強部門協調合作，完善工作機制，打通堵點。應優先開放與基層公衛醫師工作高度相關的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處方權，以及開展艾滋病等傳染病預防、疫苗接種、兒童保健等工作所需的處方權，讓公衛醫師可以為患者提供更加直接的、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和診療服務。

姚樹坤還表示，處方權不能隨便賦予，公衛醫師應該在通過規范化培訓考核后獲得相應的處方權。應明確規范化培訓的目標、內容、培訓對象、考核辦法，教育培訓須與使用管理相結合，公衛醫師的規培時長設置為一年左右為宜。

在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劉曉青看來，囿于主體責任不明晰、程序復雜、激勵機制不明朗等問題，疾控領域的很多科技成果未能得到有效轉化。劉曉青建議，借鑒職務科技成果“賦權+轉讓+約定收益”模式，從國家層面在全國疾控機構部署開展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試點，重點明確疾控機構是科技成果轉化工作責任主體，享有科技成果自主處置權；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建立疾控體系科技成果轉化相關人員激勵機制。此外，探索建立國家級公共衛生科技成果轉化院，建設科技成果轉化信息平臺，統一發布全國公共衛生機構的科技成果。